控股综合管理部 王大容

    1995年冬天，66岁的姥姥从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回到胶东农村的家里静养。
    姥姥有儿女4人，妈妈和大舅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异乡城市，二姨离家也有几十里，只有小舅住在姥姥姥爷跟前。姥姥体弱，患病后一直卧床不起。妈妈和大舅基本每隔半个月就回家伺候几天，其余的时间，就只能靠小舅打电话来了解姥姥的病情了。
    那时候的通讯手段很不发达，城市人还在炫耀谁买了一个BB机，手机还叫大哥大，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的宝贝，家里装部电话要几千元。农村电话就更不普及了，固定电话还没走入大部分农村家庭，常常是一个村里只有村委会有一部电话，锁在小铁盒里，村民有急需时才能花钱用上一次。姥姥村里本来也有一部电话，恰巧半年前线路出现故障，村干部们也懒得多找事情，电话就成了摆设。那时候的农村，通信基本靠吼，电话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对姥姥家，电话就显得不仅重要而且急迫了。妈妈和大舅有心给姥姥装上一部电话，但是线路不通。无奈，每次姥姥有紧急情况需要通知其他兄弟姐妹时，都是小舅到邻村的村委会去借电话用。这不光要看人家脸色，还要被人家捎带两句诸如“你村怎么连个电话也装不起啊”的讥诮，忍受丧失村格之痛。所以，借电话只能是在姥姥发病情况危急时的无奈之举，而这种通信当然也是单向的，妈妈和大舅想要随时了解姥姥的病情，是无处可问的。
    那时的我正上大三。我自幼由姥姥抚养长大，爱姥姥更甚于妈妈。姥姥的突然生病让我从小许下的“等我能挣钱了，我养着姥姥”的诺言即将成为泡影。那年的寒假，我日日夜夜伺候在姥姥身边，以尽最后的孝心。96年的五一假期，姥姥的全部儿女、孙辈齐聚跟前，那时候姥姥的状况还令人安慰。假期后，妈妈和大舅各回各家，而我也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最后的时刻来得那样匆忙那样促不及防。五一节刚过一周，姥姥就进入了弥留之际。小舅匆忙又去邻村打电话，妈妈和大舅赶回去见到了姥姥最后一面，听到了姥姥的临终遗言。而我，因为电话还没有进入宿舍，那个小舅从邻村打到系办公室的电话却因为系办无人而使我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而姥姥也是怀着对我的万般牵挂离开了人世。这成了我对姥姥最大的愧疚，事后多年想起，仍然情不自禁地揣度姥姥最后时刻对我盼望又遗憾的心情，每次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姥姥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通信事业大发展，城里人迅速淘汰了BB机换上了手机，固话走入农村千家万户，初装费从两三千元一路降到两三百元，最后取消初装费甚至免费送电话，运营商还把一个乡镇的农民电话号码印成精美的通讯册，一家一册。去年国庆节回姥姥家一看，通信手段的变化更是让人不敢相信。农民居然淘汰了固话用起了手机，原因是固话的座机费太高资费又不灵活。除了老弱妇孺，几乎每个农民都有一部手机，连80多岁的姥爷都用上了手机。很多农民家里还装上了电脑，种产销信息上网一查就知道。我跟姥爷讲讲未来的3G时代带给我们的音频、视频和多媒体享受，姥爷高兴的胡子一翘一翘的，连声说：那好啊，那样一部手机不就又能打电话，又能看电影电视，还能当电脑使了？再一听我就在创造3G标准的企业上班，老人家更是兴奋地象脸上贴了金。他喃喃地说：“你姥姥这才走了几年啊，世界的变化就这么大！”
    今年国庆又将来临。我在心中暗暗许愿，一定去姥姥坟前，告诉她这些年通信手段的发展变化，并把最好最先进的手机模型烧给她，让姥姥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用手机和家人联系。